北京中科白瘕风 http://m.39.net/news/ylzx/bjzkhbzy/今天我们来品读一下《孟子·滕文公》篇章，此篇记载了一些孟子在滕国时期与部分其他学派学者以及个别弟子的对话。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背景下，社会中出现了很多的思想学派，各家学派都认为自己的思想是救世良方。但在孟子看来，各家学派都有其独有之弊病，不仅无救世之能，反有邪说淫辞之嫌。所以孟子为“正人心，息邪说”，弘扬“仁政”圣道对各家学派进行批判反驳。由此也引发了很多人的质疑，比如孟子的弟子公都子就是其中之一。有一天孟子的弟子公都子跑来跟孟子说：“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大家都说老师您喜欢辩论，这是为什么呢？孟子回答他：“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我哪里是喜欢辩论啊，我那是迫不得已。为什么迫不得已？孟子解释：“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当今这个时代，没有圣明的天子来治理天下，诸侯王们各个为了称王称霸胡作非为，那些不明所以的读书人四处游说，胡说八道。而天下人不是信奉杨朱学派的思想，就是信奉墨翟学派的思想。之后他又说：“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我之所以四处与别人辩论，是因为我要端正大众的思想观念，消除歪邪理论，抗拒人们的错误行为，批驳那些放纵的言论，继承禹、周公和孔子三位圣人的事业。所以在此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孟子分别对杨朱学派、墨家、农家、纵横家进行了批判。一、墨氏兼爱，是无父也首先是墨翟学派，也就是墨家。墨家的伦理观是一种极端的“利他主义”精神，主张“摩顶放踵以利天下”，他反对儒家根据血亲关系而形成的远近亲疏之爱，提倡所有人绝对平等之“兼爱”，进而也就有了“节葬”之说。政治上墨家主张“尚贤”、“尚同”、“节用”等理念。在军事方面墨家提出的“非攻”理念，墨家开发了诸多机关、攻城器械，其先进度程度在当时一度“工匠祖师”鲁班无所突破，颇具现代“军事威慑”的味道。在这种全面的思想体系指引下，墨家形成了一种纪律严明、且带有强大政治影响力的民间组织，其首领被称为“巨子”，常作为民间力量参与各国斗争。而后世“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见义勇为的侠义精神，以及近现代一些社团、组织中倡导的兄弟义气的精神其实都是源自墨家，可以说墨家思想对我们华夏民族的思想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孟子对墨家却并不认可，他认为“墨氏兼爱，是无父也”，墨家对所有人都讲平等的兼爱，会让人们没有了父母的概念。在儒家的观念中“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孝顺父母是天经地义，是生而为人之根本。例如孔子强调：“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父母尚在的时候，身为子女不应当出远门，让父母心中挂念。如果因为特殊原因一定要出门，那么也一定要让父母知道自己去了哪里。但若按照墨家的观念，所有人都应当被无差别的平等爱戴，对父母的爱和对陌生人的爱应当是一样的。构建博爱社会之本心虽好，但如此一来，人们便完全可以弃父母于不顾，想去哪就去哪，孝顺父母的义务就丢掉了。这种社会风气一旦形成，那么人伦大道岂非要崩塌？所以孟子坚决反对墨家的这一观念，批评墨家，是“无父也”。除了这一点之外，孟子对墨家的“节葬”也是有异议的。孟子曾经举例来告诫墨家的学者夷之，他说：“盖上世尝有不葬其亲者，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壑。”古时候也有不厚葬自己父母的情况，当时人们的父母死去，他们便将尸体扔到山沟里去。但过几天他们路过山沟的时候，发现父母的尸体被狐狸啃食，苍蝇蚊子到处都是。看到这种惨不忍睹的场面之后，他们无不大汗淋漓、闭目不视，于是他们便重新土葬了父母。为什么会有这种改变？就是因为他们内心产生了愧疚，没有人能够眼睁睁看着父母的身体被如此摧残而毫不动摇的，这是人之本性使然。孟子告诫墨家夷子，人天生都会爱自己的父母，这种对父母的爱就是与众不同，你们那样无差别的爱，甚至连父母死后都不予厚葬，那是违反人性的行为，是绝对错误的。这就是儒家对待父母的态度。要知道儒家的爱叫“仁”，其根基就是来自对父母的血亲之爱，与墨家的“兼爱”是有着非常大区别的。“仁”是血亲之爱的扩充和升华，是将对父母的那种绝对至诚的爱扩充向他人，以求达到对他人也能有足够真诚的爱，进而实现天下之大爱，这是用血缘纽带维系社会结构稳定的伟大思路。我们国家自古一直倡导的“以孝治天下”的观念，其实便是这个意思。二、杨朱为我，无君也在百家之中也有一派跟儒家一样反对墨家的学说，那就是杨朱学派。如果说墨家是极致的“利他主义”，那么杨朱学派则是极致的“无利主义”。墨家讲“摩顶放踵以利天下”，而杨朱学派则讲“贵己”、“为我”，“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杨朱学派不主张人们为他人和社会做出贡献，但同样不指望他人和社会给与自己什么。这便颇与道家老子提出“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理想社会中的观念相一致，故而有学者指出，杨朱学派其实出自道家。但从现代视角来看，老子的理想社会建立在人口稀缺，生产力低下的上古时期，人与人之间需要亲密合作方可生存。社会不存在生产过剩的情况，部落间自然也不存在掠夺，私有意识完全没有诞生的土壤。但孟子的时代已经进入分封制铁器农耕时代，生产力和人口数量早已将每个人的生存成本与他人绑定，社会已经不可能出现“老死不相往来”这种情况了。故而孟子批判杨朱学派“杨朱为我，无君也”。孟子清醒的意识到，自己所处的时代已经不可能回到上古的大同社会，君王等级制度已根深蒂固，在这种情况下想要让百姓能够安居，便唯有引导君王实施仁政。杨朱的主张倒行逆施，根本不现实。所以相比杨朱学派，孟子则更加现实一些。三、纵横捭阖若是说现实，有一家学派则比孟子还要现实，那就是纵横派。纵横派开创者是颇具神秘色彩的鬼谷子，其学说以游说之学以及权谋术法为主，但其核心思脉依然借的是道家的“无为”。其主要通过“揣”、“摩”、“权”等技巧实现对人性的洞察和利用，再辅以“内楗”、“飞钳”、“抵戏”等巧妙的修辞话术，顺水推舟来掌控当权者的意志，进而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比较有名的纵横家有“一人配六国相印”的苏秦，还有构建连横破合纵的张仪等。对于纵横家，孟子不仅是反对，而且嗤之以鼻。曾有一个叫景春的人问孟子：“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公孙衍和张仪他们一生气诸侯都害怕，他们如果安静下来不做事情那么天下就安定下来了，像这么厉害的人难道不是大丈夫吗？孟子直接答复：“是焉得为大丈夫乎！”这怎么能算大丈夫呢？什么是大丈夫？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这句话耳熟能详，不必翻译了。在孟子看来，纵横家那种权谋手段是彻彻底底的小人行径，君子不屑为之。这里也就可以看出儒家高尚的道德情怀，以及正派的人生态度。但同时也就明白了之所以战国时期的儒者们总是难以实现游说目的，“仁政”理想终不得推行，恰恰正是因为他们摈弃了纵横学的游说方法，只知直言快语、自说自话，令人雾里看花，难解真意。总之“成也君子，败也君子”，这其中的是非对错，实难论断。若强辨是非，恐成一执之论，不免要引得片面之嫌了。四、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还有一家学派也曾跟孟子有过辩论，那就是农家，该学派假托上古神农氏名义进行宣传，故也叫神农家。当时滕文公有意尝试孟子的“仁政”思想，吸纳来一些云游学者，其中就有一个叫许行的农家学派学者。有一天许行遇到了儒家弟子陈相，攀谈之后陈相被许行说服便转而信奉农家学说了。后来这个陈相遇到孟子，便跟孟子转述了许行的话说：“滕君则诚贤君也；虽然，未闻道也。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滕文公确实是个不错的君主，可惜他不懂道理。真正贤明的君王应该与百姓一起种地，亲自烧火做饭，同时治理国家。这种思想带有很强的古朴农业文明的气息，在上古尧舜时期，部落首领还是通过禅让来继承。当时的首领都是带头参与劳动，获得较高声望才会被推举为首领的，比如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治水经历。而我国自古又是古老的农业社会，百姓依托农业而生活，所以农家认为君王也应当与百姓一样，以身作则参与农业生产，带动百姓生产积极性，如此才是真正的贤明。这种“与民共耕”的亲民思路似乎与儒家“贵民”的思想十分相近，但孟子却并不认可。他连续提出反问：“许先生一定要先织布才穿衣服、戴帽子吗？许先生做饭用的锅和陶具是自己制作的吗？许先生用的农具是自己打造的吗？”并以此三问来引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的朴素原始的社会分工观点。用现代的视角来看，虽然孟子将人分为“劳心者”与“劳力者”的说法存在封建性，但相比农家思想，他洞察到了社会分工的出现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社会分工的出现伴随产生了“劳心者”与“劳力者”之间“治”与“被治”的关系，这种关系的诞生其实就是封建社会中统治阶级和百姓之间矛盾对立的出现。这种矛盾对立伴随社会生产力发展而诞生，同时又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也正是因为这种矛盾日益尖锐和凸显，才促生了诸子百家纷纷出来提出想法，以寻求解决之道的百花齐放之势。针对这一矛盾，农家提出让“劳心者”参与“劳力”以消减矛盾的对立性；儒家则承认“劳心者”与“劳力者”的对立性，提出让“劳心者”对“劳力者”施以“仁政”，让“劳心者”如同父母对待孩子一样对待“劳力者”的解决方案，从而达到缓和对立双方的矛盾的效果，这是对于“治”的全面阐释。而杨朱、墨翟学派从根本上否认“心”与“力”的对立性，不认为二者存在矛盾，“劳心”与“劳力”都不过一样的“劳”，没有区别。只不过二者在如何“劳”，为谁而“劳”上走向了两个极端，进而产生了区分。至于纵横家，似乎完全服务于“劳心者”，只求巩固“劳心者”的力量来实现偏向矛盾一方的“压倒性倾塌”，但矛盾之所以为矛盾，正是因为两边实力的对等，此等行为只能加大矛盾的尖锐性。所以纵横派终归如孟子所言乃是“小人之道”也，缺乏统摄天下的宏大视角，虽然也曾光芒万丈，但终归不具备纳入历史哲学范畴的资格。五、士无事而食，可乎？而在“劳心者”与“劳力者”之间，还存在着一些特殊立场的人群，那就是这些思想者、读书人，用古人的概念来讲就是“士”。对于这些“士”，百姓们也同样有着看法，比如孟子的一个弟子彭更见到孟子出行，带着百余随从以及十几辆马车，便忍不住质疑孟子：“士无事而食，不可也。”读书人不从事具体生产劳动，不应当享受这种待遇。孟子接下来为天下读书人做了解释：“于此有人焉，入则孝，出则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而不得食于子。子何尊梓匠轮舆，而轻为仁义者哉？”读书人进门能孝顺父母，出门能友爱兄弟姐妹，守护住先王留下的道德精神，并把这些精神传递给后世，这样的人你却不愿意给他们应有的食物供给。为什么具体从事生产工作的人你就那么重视，而从事宣传仁义道德这种大事业的人你却轻视呢？孟子此言告诉天下人，读书人虽然不从事具体生产劳动，但读书人所做的贡献一点都不少。读书人是在以“行道”而服务于社会，是在构建社会大众的精神信仰，是在保护社会风气不被败坏。这种“精神产品”与农民种植的粮食以及手工业劳动者生产的日用品一样有资格换取食物。这也正与孟子之前回答别人好辩质疑时所说的“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的精神相吻合。所以综上，此篇中孟子通过与各大学派的学者以及一些弟子的对话，将儒家思想中历史哲学以及政治哲学的内容充分阐述。在这些阐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孟子对社会发展的规律有着清晰的洞察，其理念相比墨翟、杨朱、农家以及纵横派等等学派要现实的多。其视角之宏大、救世情怀之伟大实在令人佩服。这是本人读《孟子·滕文公》篇章的一些浅薄心得，与诸君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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