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科参与健康管理与商业医疗保险论坛 http://m.39.net/news/a_6169061.html孟子的散文具有个性鲜明的艺术特色。孟子的散文在辩论中产生,虽为对话体,但却已粗具论说文的特征。孟子好辩,当他的弟子公都子问他:“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孟子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滕文公下》)他以辟杨墨为己任，有一种强烈的社会使命感,所以不得不辩。为此,他很重视客观实际,注意调查对方的情况,然后确定论据和论辩方法,经过缜密推理,以达到预期的目标。如《膝文公上》孟子与陈相的辩论便非常成功。他首先注意倾听陈相的评述,了解到许行的主张是“贤者与民并耕而食,著飧而治”,随即进行有意识的询问,又了解到许行也戴素冠、用釜甑烧饭、用铁器耕田，而这些都是用粟交换来的。然后才开始反问,使陈相不得不承认:“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不知不觉地落入孟子彀中。这话既使许行“并耕”的主张不攻自破,又为孟子提出“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的论点做了铺垫。在辩论中援用对方的话作为自己的论据,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段对话已初步构成论点明确、论据充分、首尾完整的驳论性论说文。这样的文章,不仅在《论语》之上,也在《墨子》之上。孟子的散文富有气势而且笔锋犀利。这也是在论辩中形成的文风。孟子在周游列国中虽未得官,但命运比孔子要好,他往往是“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滕文公下》),很有排场;他为人挺拔,“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尽心下》),即令在王公大人面前也不失尊严;他善养“浩然之气”,有一往直前的气概;在语言形式上又多用排比,像万炮连发,使对方无力招架。基于以上这些因素,所以孟子的散文带有强烈的感情,凌厉的气势,笔锋往往刺痛对方。如“齐桓晋文”一章(《梁惠王上》)问齐宣主之所大欲,“曰:为肥甘不足于口与?轻暖不足于体与?抑为采色不足视于目与?声音不足听于耳与?便嬖不足使令于前与?王之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岂为是哉?”齐宣王否定了上面这些。于是孟子紧接着采用“排中律”,非此即彼,直接把宣王求霸的野心和盘托出,然后因势利导,趁机宣扬只有行仁政,才能王天下的政治主张,使齐宣王完全落入孟子的思路之中。又如同篇“孟子见梁襄王”一章孟子见梁襄王,出,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定于-。‘孰能与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天油然作云,沛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孟子以“不嗜杀人”的人君才能统一天下的见解来回答梁襄王的贸然询问,同时又提出天下的人君“未有不嗜杀人者”,这自然包括梁襄王在内,实际上把梁襄王摆到了统一天下的障碍的地位。有的国君被孟子犀利的言辞逼得无路可走,只好“顾左右而言他”(《梁惠王下》)。这都足以说明孟子气势逼人、言辞犀利的特点。孟子还善于表现人物心理。如“齐桓晋文”章对齐宣王的叙述并不多,但就其少量的言谈举止的描写,也足以表现宣王的心理变化。孟子介绍“王道”。他跟着孟子的话题转换,问“德何如则可以王矣?”逐渐由淡漠转到关心,由被动转到主动,乃至甘愿接受孟子的开导。“王笑曰”、“王说曰”、“愿夫子辅吾志,明以教我”等等,清楚而形象地表现了这种心理变化。《孟子》在汉代即开始受到重视,唐以后,由于韩愈及宋代理学家的表彰,孟子的地位更加提高,被定为孔子道统的继承人,《孟子》也因此在宋代被尊为“经”。其对散文创作的影响,亦随着韩柳欧苏等古文家的鼓吹而日益扩大,被视为古文的一种典范,几乎所有的散文作家都注意向《孟子》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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